向四十分钟要质量,这是个老话题了。
    作为学校教育的最基本组织形式，作为现代教学过程的最基本组织单元，课堂在促进学生成长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个特殊的天地里，有波涛汹涌的知识海洋，有五彩缤纷的智慧火花，有激烈美妙的心灵碰撞，有取之不尽的精神营养。无论是一马当先的改革派先锋还是故步自封的守旧腐儒，无论是望子成龙的家长还是贪玩成性的孩童，他们的教育思想和价值观可能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却是惊人的一致：教育过程不能没有课堂，离开了课堂，我们的教育将举步维艰。有一个问题他们也必须共同面对：如何向四十分钟要质量？怎么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课堂的作用？
    其实古今中外从专家教授到普通教师，从学生家长到个别优秀学生，都进行过或正在进行着积极的探索。总结起来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是依靠教师的个人魅力和才华，运用高超的教学手段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指导他们运用自己的头脑投入学习；第二，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端正其学习态度，改善其学习方法，最大使其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以积极的姿态对待学习。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教材本身的难易程度、编排特点等因素，这主要是教育决策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所要考虑的事情。
    从以上两个方面，教师们甚至社会上对提高课堂质量问题进行了持久而深入的探索，可以这样说，只要人类社会还需要教育，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就不会终止。翻开各种教育报刊和理论书籍，至少有60%到70%的文章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打开互联网，浩如烟海的教育信息中至少有一半与课堂有关。因此不能说我们对这个问题缺乏重视，更不能说我们的教育专家和一线老师都是笨蛋，然而有一个问题是，这么多的人类精英（仅中国的各类专职教师就有1000多万）对课堂效率问题这么重视，为什么我们的课堂效率仍然不尽人意呢？当然，不是说所有教师的课堂都效率低下，很多特级教师和教学骨干（这里所说的教学骨干不能与教育主管部门评选出的带指标的先进称号不能完全划等号）的课堂不但有效而且达到了优效。他们的课堂或许朴实无华或许精彩纷呈，却有着一样的心灵对话，一样的深沉思考，一样的激情勃发！我们希望这样的教师越来越多，这样的课堂越来越多！
然而用不着怎么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希望似乎永远只能是希望，甚至妄想！因为在我们目前的教育中，课堂效果的好坏直接决定于教师的个人魅力和教学水平，缺乏有效的制度层面的保证。从教师这方面讲，敬业的教师课堂效果当然好，才华出众的老师课堂效果也同样令人满意，既敬业又才华出众的老师自然效果就更好。问题是后者固然凤毛麟角，前两者也并非举目皆是。很多老师只是将工作简单地看成谋生的手段，对教育工作缺乏应有的热情，同时品格和才具也不一定能达到优秀教师的标准，他们信奉“领导叫咱干啥咱干啥”、信奉“给多少钱干多少活”、“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样的心态怎能保证课堂的普遍优效呢！另外，即便是德才兼备的老师同样也吃五谷杂粮、也有七情六欲，谁能保证他们每天的工作状态都好呢？同样一个人，工作状态好时与不在状态时的表现可是有天壤之别的！从学生的角度讲，即便老师工作十分努力，教材的编排也十分引人入胜，由于个人的品性、习惯、能力不同，对待课堂的态度也不同，相对于老师和家长的教诲监督，相对于各种使命感和上进心的激励，他们更相信“亲其师信其道”，既喜欢哪个老师就认真上哪个老师的课，他们更容易受到课堂内外甚至学校内外各种无关信息的干扰。在这种干扰面前，师长的督导和自我约束就显得力不从心。
    有效的制度保障与以上两个方面的有效结合才是提高课堂效率的最佳途径。人是活的，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就可能出现状态不稳定等诸多问题，制度是死的，死的就能给予教师和学生强制性的制约。我一直很推崇新加坡的社会管理模式，即一边以儒家思想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一边以言行峻法打击违法犯罪现象。新加坡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保留鞭刑的现代化民主国家，任何人犯了法不但要面临严重的经济处罚和漫长的牢狱生活，还可能被施以残酷的鞭刑。前些年有个著名的案例，说一个美国人在新加坡犯了罪，政府要依法对其施以鞭刑，结果在美国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舆论纷纷认为这样的刑法违法了人权，不人道，各种抗议此起彼伏，连总统克林顿都亲自打电话给新加坡总理求情，结果被严词拒绝，这位美国人最终还是受了鞭刑。我讲例子不是说要在我们的教育中引入体罚和恐怖教育，而是要说明，有时候缺乏了必要的制度保障单靠个人的主观意志和个性品质，效果同样也是得不到保障的。可是我们目前往往回避这一点，只是一味地要求教师要怎么怎么样，学生要怎么怎么样，效果当然不能令人满意。这恐怕就是特级教师和很多优秀教师的课堂效果不能广泛出现在每个教师身上的原因。